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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典故

  • 蘇軾與景芝酒

  • 李清照與景芝酒

  • 明清文人與景芝酒

  • 乾隆與景芝酒

  • 蘇東坡與景芝酒

    ■ 朱靖華

    蘇東坡的一生,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。他在其《飲酒說》中說:“予雖飲酒不多,然而日欲把盞為樂,殆不可一日無此君。”東坡雖不勝酒,每飲輒醉,但酒卻成了他尋覓樂趣、待客宴游、思親懷友、消愁解悶的伴侶;成為促使他產生創作靈感、發揮藝術才能的催化劑。如他在《和子由寒食》中說:“但掛酒壺那計盞,偶題詩句不須編”;在《跋草書后》中說:“仆醉后輒作草書十數行,便覺酒氣拂拂,從十指間出也。”酒的神奇功能,看來正是東坡“日日飲”的重要原因吧?

    蘇東坡于北宋神宗熙寧七年(1074)知密州(今山東諸城),至十年(1077)離任,共寓居密州三年。我作為蘇密州當年管轄下的今安丘市景芝鎮人,十分喜愛蘇公知密州時所寫的著名豪放詞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及《水調歌頭·中秋詞》。前者是東坡在“酒酣胸膽尚開張”的情勢下寫成的,后者則是“歡飲達旦,大醉”下寫成的。每當我開口吟誦“明月幾時有?把酒問青天”時,常常敏感地聯想到:東坡當年“把酒”之酒,是否即是我故鄉久負盛名的“景芝高燒”呢?因為景芝燒酒歷史悠久、工藝獨特,乃聲冠齊魯的佳釀。它酒味香醇、回味綿長,素享“隔壁三分醉,開瓶十里香”之美譽。我想,如此好酒,東坡知密州時不會不飲它。

    從現有資料看,元末時景芝鎮的釀酒業已具有相當可觀的規模,而有“十里杏花雨,一路酒旗風”的記載。元末時即有如此盛景,則它的起源當然要追溯到元以前乃至推到宋之前了。東坡在其《與王慶源》信中說:“高密(屬密州)風土食物稍佳,……近稍能飲酒,終日可飲十五銀盞。”可見蘇軾任密州太守時,對密州之酒已十分感興趣,如不是當地酒美,本不勝酒力的東坡,緣何要一日飲十五銀盞之多呢?

    據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和調研資料來看,可有以下幾個方面證實東坡所飲之酒即是景芝酒:

    歷史上密州城并無名酒,只有距密州七十多里的景芝自古以來盛產美酒。此其證一。

    東坡在密州任上所飲之酒是白酒(即燒酒),景芝燒酒即為白酒。山東酒大致分為黃酒、白酒兩種,而據《山東通志》記載:“各縣皆有黃酒,黍米所釀,蓬萊、即墨為盛;燒酒以安丘景芝為最盛。”東坡在其密州詩中屢屢記述他飲之酒是“白酒”、“白醅”,如《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》云:“玉腕揎紅袖,金樽瀉白醅。”《玉盤盂》其二云:“但持白酒勸嘉客,直待瓊舟覆玉彝。”此其證二。

    景芝燒酒是用高粱制作,東坡在其《超然臺記》中說“釀秫酒”。秫,即黏高粱也。此其證三。

    從地理上說,宋時密州為山東第二大州,東坡詩《答陳述古二首》其一云:“漫說山東第二州。”據史料載,北宋時密州的轄區很大,它包括了今山東的沂山、莒南以東,膠州、安丘以南的廣大地域。東坡在其《超然臺記》中曾記述他建筑超然臺時,是“伐安丘、高密之木,以修補破敗”,可見密州當時不僅包括高密,更囊括了安丘,自然,景芝鎮也就直接隸屬于密州的管轄之下了。再進一步看,原景芝鎮是處在諸城、高密、安丘三縣交界的地方,而其地的四分之三卻是屬諸城和高密管轄。因此,景芝雖今屬安丘,但它實際更靠近諸城(密州城)。直到現在,在民間還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:景芝鎮處在三縣交界處,是一個“無糧店”,即三縣對景芝皆不過問,景芝也不向三縣納糧。有一天,鎮上出了一樁人命案,有人把尸首一腳踢到諸城轄界,諸城人則一腳把它踢到安丘轄界,又有人一腳把它踢到高密轄界,誰也不愿管這件事。后來,還是昌邑縣太爺愛管閑事,便把人命案處理了,從此,景芝又成為四縣共管的鎮市了。景芝鎮之所以開發早、商業發達,是與這種三縣均不管的地理環境有關。所謂“山高皇帝遠”,各地民眾都聚積物資,來這里趕大集,因為不納稅,所以物價便宜,于是鎮市便日趨繁榮起來,酒食業也因之特別發達繁盛起來了。此其證四。

    有一個特異現象值得我們注意:即東坡在杭州通判任上時,其作品中言酒者雖有,但較之密州任上卻少得多。在東坡密州詩詞中言酒者達到其作品的百分之七十左右。從東坡個人說,他在杭州通判任時尚是個“不解飲”者,而在密州卻越飲越多,且花樣翻新:他不僅詩飲、書畫飲、宴飲,還野飲、刀劍飲、撫琴飲、流杯飲、打獵飲,甚至還強飲、痛飲、狂飲,他逐漸向“癮者”過度了:“徑飲不覺醉,欲和先昏疲”、“但恐酒錢盡,煩公揮橐金”。可見,這些嗜酒的描寫,都是由于密州地區的酒美所造成。此其證五。

    景芝古來就有酒廠,而諸城本身則少有,一直到全國解放后,諸城的酒廠還是由景芝派技術人員去修建的。此外,膠南、高密、日照諸縣原本也沒有酒廠,過去這些地方要喝酒,大多是從景芝挑運去的。所以說,密州酒當即指景芝酒,這是理所當然的。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中說:“景芝鎮在山東安丘縣東南五十里,接諸城、高密二縣界,為往來通路。明萬歷年間嘗移萊州通判駐此,清移縣丞駐之,今廢。商業繁盛,產白酒頗著。”這一條文字已明顯地說清:在諸城、安丘、高密三縣,自明代以來,只有景芝鎮產白酒最盛。再看現代史料《膠濟鐵路沿線經濟調查報告匯編》(上)中記載“酒類”時說:“高粱酒、黃酒,嗜者甚多,營業甚盛,商家之數,以安丘、掖縣為最多,交易總值,在五十萬元以上者,為青島、安丘、泰安、濟南四處。”在這條史料里,就密州地區諸縣來說,只突出了安丘,而安丘酒,實際是指景芝酒。同書在記載安丘釀酒業時說:“全縣釀酒家數約三百左右,而以景芝鎮為最多,……酒味香醇,名馳遠近。”可見在密州飲好酒,便只能是飲景芝酒了。此其證六。

    從語系文化說,景芝鎮雖受安丘管轄,但它的語言體系卻更接近于諸城和高密、膠州(宋時的密州也稱膠西)。在景芝本地生長的土著,有相當一部分人是“咬舌嘴”,他們一生下來學說話,即呈“尖音”。譬如景芝一帶地方戲稱“周姑”,其實,“周”是“九”的咬舌音,應作“九姑”。再如這部分人讀“雞”為“只”、讀“鞋”為“塞”、讀“貧”為“盆”等,均是咬舌尖音所致。而安丘、老濰縣一帶語言,則無此咬舌尖音現象。“周姑”戲現稱“茂腔”,茂腔接近魯南的柳琴戲,戲尾多帶“哼”之上升音作結束,這可能與掩飾其咬舌尖音有關。所以,景芝與諸城,無論在地理環境和語言文化上都更接近,所以說密州酒就是景芝酒,應是順理成章的。此其證七。

    景芝酒之所以酒味特佳,與它獨具的天然條件有關,其首要因素是水質所致。在景芝境內,有濰河、渠河、浯河三條河水相匯合,形成了特殊的甘甜水質,它極有利于造酒使用,這在諸城和高密等地,是都不具備的。另外,景芝還由于其造酒業歷史悠久、經驗豐富,形成它制酒工藝的精益求精,這更是景芝酒勝于其周圍地區的重要原因。據山東景芝酒廠的總結,其原料和工藝講究“七必”:“糧必精、水必甘、曲必陳、器必潔、工必細、貯必久、管必嚴”。此其證八。

    最令人驚奇者,是景芝燒酒(即過去的“二鍋頭”現今的“景芝白乾”)竟與四川瀘州老窖和瀘州大曲的香味相近似,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。眾所周知,山東景芝與四川瀘州相距萬里,關山迢遞,交通阻塞,古來“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”的天險,處在封建社會中是難以直接溝通的。兩者的順利溝通,必須有一個橋梁,這個橋梁我認為就是蘇東坡。蘇東坡作為四川人,他熟悉四川的各種釀酒方法,他本人又多次自己釀酒——如其著作中的《東坡酒經》《酒子賦》《飲酒說》等眾多釀酒文字。而且東坡在密州時又曾親自釀酒(見《超然臺記》),因而他將四川瀘州民間的釀酒工藝引進了景芝,使之升華為“飲時不知醉,出門迎風倒”的景芝白乾酒,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。此其證九。

    根據以上論證,我認為蘇東坡在密州任上所飲之美酒,當是景芝燒酒。如果這個結論能夠成立,那么,景芝酒文化歷史,即可上溯到北宋蘇東坡的時代,即在公元十一世紀中期(1074—1077)之時,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歷史了。

    景芝酒文化的悠久和興盛,正反映出宋時密州地區的商業發達和人民文化素質的較高水平。而景芝美酒能與曠世無雙的東坡盛名聯系起來,則是錦上添花,展現出它欣欣向榮的誘人前景。

    (朱靖華: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,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常務理事)